台风

"当地一位长期观察房产的人士刘先生说。

金大中政权在金融危机中开始掌权，虽然在政治上是个弱势政府，并且不断被贪污丑闻所困，但是，在危机的后续处理上，他显现了相当的魄力，对财阀以及金融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虽然大幅引进外资的措施甚具争议，但韩国的经济确实迅速好转。后进国家也同样要处理这类问题，但更重要的则是国家在推动工业化上有能力解决有关的难题

一方面，在结构上继续用国营企业来推动重化工业计划，一方面在扶植私有财团时比较注重相对平均分配，同时也给予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。美国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最发达的国家，也是最强调私有财产权的地方，各种保障产权的法规制度最为齐全，一向是其他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后进国家学习的对象。这个案例再次突显如何规范经济上的垄断权力。铁路兴起后，新兴的大型工业性企业在短短二三十年内，横扫了新整合成的全国性市场，将原先居主导地位的地区性中间商与地方势力扫地出门，由此引发了反垄断运动，而其结果就产生了反托拉斯法案，以及其他如限制银行不能跨州经营的法案等。另一方面，国家在对大企业的扶植与监督上，应致力于上述目标，并且维持相对于大企业的自主性。

譬如，在美国行走不论是在郊外或住宅区，一定会碰到私有财产，不准逾越（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，Ｎｏ ｔｒｅｓｐａｓｓｉｎｇ。不过，就像微软的案例所显示，反垄断的论述越来越注重垄断对产业创新发展的阻碍作用，而不只是看真正短期性的价格过高的影响。为何朱镕基总理明知不能签成协议依旧访问美国？《21世纪》：我有几个疑问。

1999年年底到2001年9月份，我们正式结束谈判，这是最后解决多边法律文件起草通过的问题。尽管国内有些人讲，谈判代表团没有做好准备，但是我们是做了最大的努力，应该说技术层面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是存在的。《21世纪》：推迟10年、推迟5年？那是她的结论吗？龙永图：是我们两人的判断。你也知道，1971年年底，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，当时关贸总协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在政治层面上它要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定。

龙永图此时意识到，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，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，虽然13日见到朱总理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镕基总理明确表示过，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，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。那天晚上，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，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，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。

然后是9·11，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东西。比如说在1999年11月份那个时点，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抓住机遇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，会拖很长的时间。最后11月份在北京签订的协议，最后几个大的问题，是朱总理那天最后决断的。所以，中国入世历经15年的谈判，实际上是三个阶段，1986-1987是一年的准备，基本上没有谈判。

开放市场之后首先是对我们有好处，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给中央汇报的，这也是需要政治勇气，因为好像我是站在美国人那边，不是的，我是站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条件一边。里面就讲到，如果我们丢掉了1999年11月达成协议的机会，也许中国现在都没有入世，也许会推迟10年、推迟5年。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，我们怎么应对的，掌握了什么尺度，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朱镕基总理站起来不听了，问道：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？直到这个时候，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：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，因为美国人、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，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。龙永图：今年要求采访的记者特别多，我都没有接受。

其实在没有采访龙永图之前，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对我谈到他，包括我的美国采访对象。他曾问过我们有没有把握？我们说，从目前技术的层面来讲是有把握的，但是从美国的政治气候来讲，是不是适合达成协议，我们不确定。

最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谈了一次。《21世纪》：这种独特的界定，他们听得懂吗？龙永图：外国人对商品经济体制听不明白，什么叫商品经济？在他们的概念中，要么市场经济，要么不是市场经济。

假如点起火来骂美国人的不对，中央领导同志是支持你，还是支持美国人？结论肯定是不谈算了。朱总理在电话里问：你给我打电话了？龙永图说是。2003年初，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，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——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。当很多人对开放的认识就是让步，好像同意西方的一些条件就是让步，我不这样看，实际上一些所谓的让步就是一种进步，你开放一些市场给人家，你就增加了竞争能力，你开放了市场之后，你就知道国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就是对开放到底怎么看的问题，我一直认为，到今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，我提出越开放就越安全，这都是针对当时的所谓让步，我们很多谈判时的让步，实际上都是一种进步。我觉得李鹏总理在这个问题还是从战略上考量的，先进了再说，细节上的问题，弊什么的，以后再慢慢解决吧。那就没有最后的协议了。

这是政治上没有到火候，而不是我们谈判没有到火候，从技术层面上我们基本上已经成熟了。龙永图：一直到80年代初，因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占到总出口额的30%左右，而我们因为没有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所谓纺织品协议（多种纤维协议），就不能合法地从纺织品业务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配额。

第三个节点就是1999年的11月份和美国的谈判。特别是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的李侃如，使用大段时间描述龙永图在促成中美双方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然后是2001年小布什上台，他刚上台的时候对中国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友好。当时克林顿提到了五件事情对达成协议不利：第一是所谓中国窃取美核技术的问题，那是炒作。

美国代表团原定8：45离开谈判桌赶往北京机场。三天后龙永图和徐秉金去见了朱总理。电话中龙永图对李侃如说：我和你说实话，我们可以同意什么，但不能同意什么，不能同意的原因是，我们有压力，以致做不到，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。在此之前的前一天，由于秘书外出，龙永图并没有拿到我的采访提纲，他要我在电话中把采访的十个问题一一读给他听，电话的另一头几乎没有反馈，我开始怀疑，这些问题问得有些ABC吗？7月28日上午十点，我来到龙永图设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，进门处标牌上写着20国集团研究中心，龙永图目前的头衔是该中心的秘书长。

设想一下，如果谈不成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是龙永图传递给朱镕基总理能够达成协议的判断信息，才直接导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决断，请朱镕基总理破天荒地亲自参加一个部长级的谈判。在1999年4月份，明知不可能与美国签定协议，为什么还让朱总理访美？龙永图：开始的时候，朱总理希望他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的协议。

后来江主席讲到，我们要趋利避害。利弊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，分析利弊一定要把主观的东西放进去，而不是简单地像开中药铺一样的把利弊列出来，利是20条，弊是19条，然后利大于弊，不是这样的。

我记得当时李鹏总理说过，我们加入世贸组织，像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，进去了就可以大闹天宫，不进去你永远不行，他就说，先进了再说。李岚清副总理在他的《突围》一书中写到，是江泽民主席让朱镕基总理到谈判现场。

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，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，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，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。这五个问题让克林顿最后下了政治决断，是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对，所以不能签协议。《21世纪》：很大胆也是很有意思的观点。开始我觉得，如果说我们在报纸上，甚至我们内部的文件里面都在那儿讨论我们入世的条件，说清楚美国人怎么提出来，我们怎么应对，那么这个东西已经是保不了密的了，对吧？第二个，这个事情都公开或者透明怎么谈成呢？当时岚清同志的意见是，还是要借鉴我们和外国人谈边界条约的做法，直到条约签订的最后一刻才公布。

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，比农业部、比劳工部、商务部等高一等，他可以协调这些部门。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，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，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，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。

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中国入世结束之后，我做过一个报告，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有三个阶段：1986-1992年是第一阶段，是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，有六年的时间。在中美这场经典的谈判中，中美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没有因循拖延，都有捕捉的意外表演。

假设龙永图的判断有误，如果美国人并非像他说的是那样希望达成协议，或者朱总理亲临现场也没有谈成，事后，朱镕基总理将怎么向江泽民主席交代？又怎么给中央常委们交代？我能体会到，当龙永图决定给朱总理打这个电话时，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。当时朱总理曾经犹豫过，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，去还是不去？最后是江主席拍板决定还是要去。